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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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中日黄金年代
作者:许知远 更新:2009/3/30 来源:环球网 点击:3017
 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署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询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十年前就已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却没有任何效果。后者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他即将的对手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起一代人的变革或革命热情。康有为、梁启超试图将光绪塑造成另一个明治,而孙中山则相信推翻满清政权是唯一出路。传统观念认定,在谭嗣同就义时,变法即宣告失败,而自1895年的耻辱以来,日本的侵略行径就激起国人仇恨,并在1937年达到高峰。但在美国学者任达眼中,1898-1910年却是中国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的革命性十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本质意义上,新政府仍沿袭了清末的宪政革命,百日维新所推行的种种措施也并未因六君子的遭遇而夭折。而日本在这一连串千年未见的社会革命中,充当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仅仅的对手。正如任达所说,在“黄金十年”间,日本的角色是“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一段常常被遗忘的记忆,充分说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从1895年至1898年,中国对日本态度转变的戏剧性程度,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于西方的态度颇类似,失败激起的学习欲望压倒了简单的民族情绪。日本人从英、美、德、荷获取不同的帮助,而中国人则发现,比起西方,日本是一个更亲切、易模仿的国家,日本的传奇崛起历程赢得的尊敬超过了它的侵略所致的伤害。而在表面的大规模西化之后,至少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内心深处仍相信,西方才是他们一争高下的对手,而中国则是值得帮助的亚洲伙伴。我们相信,在这“黄金十年”中,日本对于中国的帮助有着实在的利益考虑,它希望在军事与非军事领域都能影响这个庞大却病弱的伙伴。这其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纯粹友谊的色彩。

  周氏兄弟持续一生的对日本的亲切感,代表了那一代留日学生的共同情绪。1898-1911年间,至少有2.5万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甚至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除了令人窒息的被轻视感和郁达夫在《沉沦》中描述的以性为代表的苦闷感之外,他们还呼吸到一股与故土截然不同的新鲜空气,“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日本还为这些青年提供了瞭望世界的窗口,鲁迅对于西方小说的理解很大程度源于日本翻译版本。这群知识分子移民在1911年后,成为中国舞台上最活跃的元素之一,他们翻译日本书籍、教学,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国教育机构。而中国最早一批军事领袖也同样受惠于日本的教育,从蔡锷、阎锡山、李烈钧到蒋介石。蒋介石对于日本的军事训练显然受益不浅,多年后他希望通过黄埔军校为中国军官提供类似的培训。


  自1901年后,除去文化与军事领域,中国人还参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这种改革同样进入了司法领域,变革派大臣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因为只有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保存王权。在向立宪政府行进的进程中,1909年设立的各省谘议局已开始影响政府,一年后,政府又开始受到新设立的资政院的限制。但自始至终,清政府拒绝给予改革派与地方势力更大的权力空间,支持渐进改革的势力感受到了强烈的不被信任感。


  辛亥革命保证了中国不可逆转地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却并非这一切改革的真正推动力。孙中山的软弱无力与袁世凯当政后的继续改革,充分体现了1898-1910年间的既激进又渐进改革的生命力。而生命力的原动力则很大程度来自于日本的榜样作用。


  中日关系专家普遍认为,1972-1989年是中日复交后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一个背负负罪感的日本通过实际行动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在1989年之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上扬,使日本人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同时双方都无法寻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战争的创伤。日本在20世纪的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这两个国家都在进行着振振有词地相互指责,在更深层的脉络上,它们仍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断的联系。仇恨从来不仅仅是仇恨,它蕴涵着更丰富的元素。也因此,尽量减少偏见,更全面地审视中日两国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我们在不断提醒自己1931-1945年那段令人愤怒的历史外,也同样应反思1898-1910年那个“黄金时代”。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国家,仇恨都不能解决问题。乔治·华盛顿在200年前的表达仍正确无比:“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作者是《生活》杂志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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