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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作者:佚名 更新:2006/6/8 来源:转摘 点击:10131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归纳起来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华盛顿共识”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这一共识效果如何呢?用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韦斯伯特今年6月在《商业周刊》上的话讲,就是“华盛顿共识耽误了拉美经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拉美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不仅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整个第三世界也非常引人注目。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但总的来看,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1)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2)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3)民族企业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尤为明显;(4)政府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社会陷于动荡与混乱之中,罢工和示威游行把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5)金融自由化导致一系列金融危机爆发。

  由于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25年来已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而这一模式逐步被世界所认可。从今年4月以来,世界各国学者纷纷谈论“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

2004年4月,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提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5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库珀·拉莫的文章——《中国已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拉莫认为,“北京共识”有三个原理: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积极维护国家版图完整和利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拥有4000亿美元外汇工具。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提出,中国经济成就可以确立为一种模式,它体现为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累积的方式,从易到难进行经济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圣保罗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概括地讲,世界各国学者达成的“北京共识”是:(1)、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2)、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它可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3)、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们,强调以人为本;(4)、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加以结合;(5)、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等。

  这种模式开始深刻地影响世界。例如:越南一直观察和学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学习和借鉴的效果非常明显:越南经济从1993年以来,年均增长7.4%,仅次于中国,堪称世界第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经济中“中国因素”在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国家其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联系度在提高,中国经济一旦打喷嚏,很多经济体就要感冒。

作者辛向阳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

  “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显然,“北京共识”一词来自与“华盛顿共识”的类比,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发展模式。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美国财政部、华尔街金融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模式,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都曾经主动或者被迫地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冷战后的全球化,一度等同于美国化,即“华盛顿共识”的不断扩大。

  最近几年,由于一系列原因,诸如人们多方面反思全球化,抵制全球化的消极面,许多国家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美国掀起反恐战争等,“华盛顿共识”式微了。

颠覆西方对中国的观念

  “北京共识”是指一系列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新思想:“不仅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这就是雷默对过去中国言行的高度概括。他认为,“华盛顿共识”正在受到广泛质疑,而“北京共识”却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京共识”挑战、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认为这些分析“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者恐惧”都是很难成立的。其中一些观点,诸如“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几乎是明显的简单错误。在雷默看来,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测不准社会”。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国家,(西方)有关中国数十年之久的论调变得毫无意义”。“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即使是一些过去有意义的想法,也“过于简单”。他举了美国有关与中国“交往”(接触)还是“孤立”(遏制)的争论,认为这是一个远离中国实际的“过时的二元论”。

  这篇报告在一开头提出了中国力量(即中国人习惯的“实力”)的“新物理学”的概念(借用“物理学”来说明新的“中国力量”的性质和构成,及其变化),认为中国正在开创国家发展的“新道路”。雷默认为,“根据拥有多少艘航空母舰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陈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极大的错误估计”。

  这篇报告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三个有用定理。雷默把“创新的价值”当做“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北京共识”的第二个定理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而第三个定理则是自主理论,即在自身的崛起不要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特别是要善于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大国的关系,从而具有不损害“中国成长及保持稳定的国内外势力均衡的能力”。

  笔者对雷默报告的第三部分最有兴趣,因为他在这里提出了“中国特征的全球化”概念,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的对象。雷默的核心观点,中国竭力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在全球化世界的未来”。他注意到,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进程普遍担心,全球化的同时本土化也在加强,全球化和本土化概括了世界与中国复杂的当代关系。“北京共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不过,尽管“中国特征的全球化”这个概念很好,但他的论述似乎差强人意。

“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雷默的“北京共识”越走越远。到了最后,他甚至把“北京共识”上升到一种“安全革命”的高度: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强国,也许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至少可以做到自主自决”。他认为,“真正全球化的多边世界能(为中国)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之所以是“共识”,是因为一个深深融入国际秩序的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生计和希望的重要一部分”。许多国家的许多人对这样一个“中国典范”感兴趣。

  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北京共识”到底能否成立?它到底是否为中国“新道路”的一个正确概括?国际上真的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之后的“北京共识”?是“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吗?中国是否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影响世界的“软力量”?在“北京共识”下的中美关系到底如何?这些都是尚未展开充分展开和需要争论的问题。

  也许,“北京共识”本身太夸大,太容易引起争论,中国内外,许多人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大胆提法,但是,它标志着世界开始用一个新概念看待中国。尽管我们不应以“北京共识”而沾沾自喜,但是,我们应该对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方向再认识,真正提出符合时代变化的中国和世界需要的新概念。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5月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乔舒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中国提供了新路。“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华盛顿共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这种模式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管理不善和腐败与“华盛顿共识”一起在近10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和贪婪为各种不稳定提供了渠道。

  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正面肯定,是国际主流媒体在5月份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5月20日刊登的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5月27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5月24日刊登的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文章,都或隐或现地对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及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地位,已经一再被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验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核心指导地位,正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思想母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基本哲学命题的大讨论及其牢固树立和坚决贯彻,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思想理论起点。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新的发展观,既凝聚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精髓,又汇聚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放眼未来的哲学思考,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这一创新所蕴含的重要意义及对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已经越来越为世界所瞩目。

  理论的武器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之成为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利器,正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战略高地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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